資料 臺灣資料庫 臺獨組織
海外“臺獨”運動的潮起潮落(上)
華夏經緯網   2020-08-31 09:23:15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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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國民黨接收臺灣后,島內開始出現“臺獨”活動。但在高壓“威權”統治下,“臺獨”分子不得不向海外謀求“新出路”。先以香港為中轉站,成立島外“臺獨”組織;再以日本為大本營,發展海外“臺獨”力量;后以美國為主戰場,通過“暴力抗爭”、“游說美國國會”、“爭取國際支持”等方式,將海外“臺獨”運動推向高潮。隨著島內政治環境的變化,海外“臺獨”終于在90年代回流島內。但在民進黨公職掛帥、議會優先的強大磁吸效應下,海歸“臺獨”或為謀前程而依附民進黨,強化了民進黨的“臺獨”基因,或為固守“急獨”立場而被邊緣化,再難掀起大波瀾。輾轉海外四十多年的“臺獨”運動,終歸消融于島內政治生態劇變的大潮中。

    一、“寇攘雖息尚游魂”:“臺獨”的先聲與“托管”迷夢

    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。以牧澤義夫、宮中牾郎為首的侵臺“主戰派”軍官不甘心失敗,勾結徐坤泉、林熊徵、許丙等臺灣親日士紳,在臺北草山(陽明山)召開會議,密謀以殘存的40萬日軍為后盾,在中國政府接受臺灣之前成立“臺灣自治委員會”,宣布“臺灣獨立”。進而把臺灣變成“第二個滿洲國”,作為“大日本帝國”的復興基地。但此陰謀被時任日軍駐臺司令安藤利吉制止而流產,成為一場短命的“臺獨”鬧劇。究其原因:一方面投降的“大日本帝國”已自身難保,策劃“臺獨”無異于引火燒身;另一方面,中國政府接受臺灣在即,島內絕大多數人民對復歸祖國懷抱翹首以盼,密謀“臺獨”必成眾矢之的。

    日本投降后,美國勢力染指臺灣事務。以柯喬治(George Kerr)、卡度(Latto)、摩根(Morgan)等為代表的美國野心家公開否認《開羅宣言》、《波茨坦公告》的法律效力,甚至在島內物色“福爾摩薩未來領導人”,鼓動廖文毅等“皇民化”分子從事“臺灣托管運動”。廖出身地主家庭,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“上等臺人”,曾獲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學位,自然得到美國政客的“青睞”。臺灣光復后,廖有意投身仕途,但因不滿國民黨當局開出的官職而憤然不就;1946年先后參選“國民參政員”和“國民大會代表”均遭落敗,徹底打消了其通過國民黨官僚階梯向上爬的念頭,開始從事“臺獨”活動以滿足個人的政治野心。1946年9月,政壇失意的廖文毅與其兄廖文奎共同創辦《先鋒》雜志,撰文批評時政,力倡政治革新、臺人參政,被國民黨視為“問題人物”而逃往上海。

    “二·二八事件”發生后,國民黨當局懷疑廖參與其中,將其作為叛亂通緝的對象之一。1947年6月,廖文毅勾結廖文奎、林本土、陳炳煌、王麗明等人在上海成立“臺灣再解放聯盟”,公然呼吁美國支持臺灣成立“獨立國”。1947年7-8月,廖向準備到臺灣考察的美國特使魏德邁遞交了一份“處理臺灣問題意見書”,提出“臺灣由聯合國托管,爭取公民投票自決”等“臺獨”主張。魏德邁率團考察臺灣后,報告稱“臺灣人對美國監護或聯合國托管是會接受的”,其主要依據便是廖文毅等人的“意見書”。

    “臺灣托管論”的拋出,不但遭致海內外各地愛國人士的一致譴責,還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高度警覺,廖文毅等“臺獨”分子在上海已無立足之地,不得不于9月逃往香港。到港后,廖四處拋頭露面,與美國接觸頻繁,于“二·二八事件”周年之際,擴大成立“臺灣再解放聯盟”并自任黨主席,黃紀男擔任秘書長。此后,該聯盟確立以爭取“臺灣獨立”為主要宗旨,被視為島外第一個正式的“臺獨”組織。1948年9月,廖、黃等人以“臺灣再解放聯盟”名義向聯合國提交請愿書,重復應暫由聯合國“托管臺灣”的論調,再由“全體臺灣公民投票決定臺灣的前途是隸屬于中國或獨立自主”。然而,廖文毅等人在香港的“臺獨”分離活動很快夭折。一方面,“臺獨”在港受到共產黨、國民黨和“臺灣民主同盟”等進步組織的堅決反擊,且絕大多數港人鄙視“臺獨”分子,使“臺獨”在香港沒有生存土壤。另一方面,美國雖不斷介入臺灣事務、制造臺灣分裂,甚至有美國籍人士與廖、黃之流暗通曲款,但其真正希望扶植的是孫立人、吳國楨等有實力的國民黨“開明派”政治人物,而不會對四處流竄的“臺獨”分子以實質性的幫助。廖文毅等人不得不離開香港逃往日本,追求新的“臺獨夢”。

    二、“直把他鄉作故鄉”:“臺獨”在日本的流浪之旅

    20世紀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,日本成為“臺獨”活動的大本營。一是因為“臺獨分子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多為“上等臺人”,受“皇民化教育”影響頗深,對日本有著天然的親近感。在國民黨的通緝追捕下,他們自然將日本作為潛逃的目的地。二是因日本長期殖民統治,臺、日之間的社會交往頻繁,50年代初期在日本生活的臺灣人約有五萬人,這為“臺獨”分子在日傳播分裂思想、籌建發展組織、獲取資金支持提供了極大便利。三是日本反華勢力仍對臺灣心存“眷戀”,許多政界大人物暗中支持“臺獨”,前首相蘆田均和議員尾崎行雄曾主張“通過臺灣人民投票決定臺灣主權歸屬”,政客藤澤親雄更對記者公開承認他與“臺獨”地下組織有聯系。在他們的包庇、慫恿和支持下,“臺獨”赴日活動遂用猖獗。

    (一)日本“臺獨”組織及其活動

    20世紀50年代后,“臺獨”分子在日本成立了多個組織,他們之間的分化組合也成為常態。其中影響力較大的有三支力量:

    一是廖文毅的“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”。廖抵日后,在日本右翼勢力的暗中支持下,鼓吹“臺獨”更加肆無忌憚。1950年2月,廖聯合吳振南等少數“臺獨”分子在東京成立“臺灣民主獨立黨”,揭開了“臺獨”在日本活動組織化的帷幕。朝鮮戰爭爆發后,美國調整對華政策拋出所謂的“臺灣地位未定論”,給廖等在日活動的“臺獨”分子以極大鼓舞;1952年“臺日和約”的簽訂,更為“臺獨”分子以留學、經商之名赴日活動、籌建組織提供了便利。1955年9月,廖文毅等人以“臺灣獨立時機即將成熟為由,糾集“臺灣民主獨立黨”、“自由獨立黨”、“臺灣公會”等“臺獨”團體,拼湊成立“臺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”,廖被選為“議會主席”。翌年2月,廖等人又自導自演成立“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”,廖任“總統”、吳振南任“副總統”,骨干成員還包括郭泰成、林臺元、林耀南、黃介一等人!芭R時政府”使用日本昭和紀年,“國旗”為太陽旗附一輪新月,媚日姿態一覽無遺。其主要活動有紀念“二·二八事件”、舉辦演講、向聯合國“請愿”、創辦刊物(如廖文毅創辦《臺灣民報》宣傳“臺獨”理論)等。廖、吳一伙的“臺獨”活動看似聲勢浩大,實則為引人注目而采取的自我膨脹之舉,而“臨時政府”開張不到半年便陷入內訌爭權、四分五裂的亂局之中。1965年5月,廖文毅在國民黨局的威逼利誘下,宣布放棄“臺獨”立場,決定返回臺灣接受“招安”,伴隨廖的“臨時政府也名存實亡。

    二是王育德的“臺灣青年社”。王出身臺南望族,曾就讀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,1944年因戰亂疏散返臺,1949年經香港偷渡日本,一邊繼續完成學業一邊從事“臺獨”活動,是“臺獨”中的“精日派”。在日期間,王育德曾加入廖文毅領導的“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”,后因對廖心存不滿及“臺獨”主張不同而另立山頭,于1960年2月成立“臺灣青年社”,該社采用委員制,王育德為首任委員長,黃昭堂、許世楷、金美玲、羅福全、黃文雄等為重要成員。王育德等人還創辦日文版刊物《臺灣青年》,鼓吹所謂的“臺灣人自由和幸福的精神”,企圖通過以此“啟蒙”學生,并且訴諸國際輿論。1963年“灣青年社”改名“臺灣青年會”,黃昭堂接替王育德出任委員長,后陸續勾結吳振南所率的“臺灣民主獨立黨”(因與廖不合而脫離“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”)、張春興的“臺灣自由獨立黨、林星火的“臺灣革命同志社”等勢力,與廖文毅一派分庭抗禮。1965年一直暗中資助“臺灣青年會”的辜寬敏由幕后走向臺前,出任委員長并將該會改名為“臺灣青年獨立聯盟”,曾在東京銀座示威,要求聯合國支持“臺灣自決”,一度引起轟動。1970年,“臺灣青年獨立聯盟”并入“臺獨聯盟”,成為其在日本的分支機構;與此同時,該團體也因辜寬敏、邱永漢等人棄“獨”返臺而失去金援,只能由王育德、黃昭堂等人苦撐局面。

    三是史明的“獨立臺灣會”。史明原名施朝暉,出身士紳知識家庭,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,青年時期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并赴大陸參加抗日,但終因對中國革命的偏見而萌生“臺獨”邪念。1952年史明偷渡日本,在日本反華勢力支持下從事“臺獨”活動,因其理論著述頗豐,被“臺獨”分子捧為“臺獨理論大師”。1965年史明任“臺灣公會”會長,1967年4月,史明糾集“臺灣獨立戰線”的何文燦、“臺灣民主獨立黨”的郭泰成、“臺灣自由獨立黨”的廖明耀、“臺灣共和黨”的林臺元等,成立“臺灣獨立聯合會”并創刊《“獨立臺灣”》。但最終未得到“臺灣青年獨立聯盟”及“臺灣獨立總同盟”的加入,不能體現“在日臺灣獨立運動大團結”的初衷,于兩個月后宣告解散。1968年史明又勾結一些在日“臺獨”人士成立“獨立臺灣會”,提出“主戰場在島內”的口號派遣人員返臺工作。1967年的“顏尹漠案”、1974年的“鄭評案”、1983年的“盧修一案”等島內暴力“臺獨”事件,均系“獨立臺灣會”所策劃。

    然而到60年代末期,在日本活動的“臺獨”勢力已江河日下,逐漸失去了海外“臺獨”運動的“中堅”地位。一方面,國民黨當局的威逼利誘、滲透策反成效顯著,尤其是“臺獨領袖廖文毅返臺接受“招安”,致使在日“臺獨”組織士氣大挫。數年間許多“臺獨”骨干步其后塵,鄭萬福、吳振南、廖文耀、簡文介、施清香等均解散組織、返臺投誠,辜寬敏、廖春榮、邱永漢等也陸續跟進。另一方面,“居留權”問題成為在日“臺獨”分子面臨的不確定因素,隨時可能被遣返回臺受牢獄之災,使得有意向參加“獨立”運動及政治意識較高之臺灣青年,視赴日留學為畏途。在日“臺獨”組織難以補充新鮮血液,面臨盛極而衰、艱難度日的命運。

    (二)在日“臺獨”運動的特點

    “臺獨”在日本活躍了將近二十年時間,展現出明顯的時代性特征,主要表現為:

    一是濃厚的“皇民化”色彩。以廖文毅為代表的“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”以及以王育德、辜寬敏為代表的“臺灣青年獨立聯盟”等在日活動的“臺獨”組織,對日本有種天然的依附情節,是旗幟鮮明的“皇民化臺獨派”。其成員多為日本殖民時期的“御用紳士”及“皇民世家”子弟,他們對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念念不忘,甚至極盡美化之能事。王育德在《苦悶的臺灣》一書中為日本殖民主義大唱贊歌,稱“日本在整整五十一年的時間內孜孜經營,把臺灣建設成幾乎十全十美的資本主義殖民地!泵娜粘鹑A的奴才心態一覽無遺。在日本活動的“臺獨”分子還常常與日本反華勢力沆瀣一氣,辜寬敏“整天跟日本權貴來往,乞憐于個帝國之間,一派皇民貴族作風”,甚至有許多“臺獨”骨干是用真名或者化名的日本人,如經常在《臺灣青年》發文的宋重陽是日本人宗像隆幸、鄭飛龍是日本人池田民。但這些“皇民化”“臺獨”分子并未得到日本人的真心支持,而是為日本反華勢力否認歷史罪行、美化殖民侵略做了嫁衣。

    二是持續不斷的權力斗爭。由于資源分配的不均、人事地位的傾軋、理念訴求的差異等,在日活動的“臺獨”分子之間充斥著勾心斗角和權力矛盾。廖文毅自導自演的“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”開張不到半年,即發生嚴重內訌。郭泰成向《東京周刊》記者透露,“一切爭執的中心是濫用他們的同情者所捐獻的基金”;史明回憶稱,廖文毅太愛花錢,以致于必須賣官求生,“想當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議長,就要捐款一百萬元,想當財政部長,就要捐五十萬元等等”,許多人對他很不滿,紛紛出走。廖對國民黨當局態度曖昧,不排除“在蔣死后繼承臺灣”的漸進蠶食戰略,被吳振南為首的激進“臺獨”分子視為軟弱。吳也因此率“臺灣民主獨立黨”一部脫離廖陣營。1960年王育德成立“臺灣青年社”,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廖文毅行事作風的不滿,其發行的《臺灣青年》批判廖的激烈程度遠大于國民黨。隨后幾年時間里,廖、王兩股勢力各自拉攏一批人馬,為爭“臺獨正宗”而針鋒相對、互別苗頭。此外,辜寬敏任“臺灣青年獨立聯盟”委員長時,獨斷專權、用錢買票,黃昭堂、許世楷等骨干被架空,金美玲、周英明等置身事外,使組織內部四分五裂。由此可見,權力斗爭幾乎貫穿了在日“臺獨”組織的全過程,“臺獨”分子之間相互算計、矛盾頻發,不過是一群因利而聚、利盡則散的烏合之眾。

    三是“臺獨”意識形態的建構。在日本活動的“臺獨”分子“客居他鄉”,很大程度上靠日本反華勢力的“奶水”補給艱難度日,他們多把創辦刊物、宣傳理念作為經營的重點,在 “臺獨”論述上投入了不少精力,建構了“臺灣民族”的論述體系。廖文毅從“血統論”論證所謂的“臺灣民族”,宣稱臺灣人“融合原住民、漢、日、拉丁、條頓諸民族的血統”,是“混合民族”。王育德鼓吹“臺灣民族同化論”,認為資本主義出現之前并不存在“民族”(Nation),日本殖民統治時期“對臺灣的社會結構乃至意識形態加以改造”,才使“臺灣民族”大致成立;臺灣人受日本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很多,因而在不知不覺間形成日本人的要素!笔访鞴拇怠芭_灣民族超越論”,強調“經過了三百余年殖民地性質的社會發展與反殖民地斗爭的結果,到了日據時代,臺灣社會與臺灣人大體上已經超越(克服、揚棄)了這些跟中國相同的血緣、文化關系”,并在“與中國不同范疇的社會基礎上,發展為一個單獨、唯一的臺灣民族!边@些“臺獨”謬論具有很強的煽動力,成為島內外“臺獨”活動的“精神支柱”,后經過不斷修補,支撐了“臺獨”分裂主義幾十年的發展。

 

    【摘自《臺灣周刊》第12期】

 

責任編輯:左秋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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